吳征鎰院士九十華誕時，我受命編輯《吳征鎰文集》和《百兼 雜感隨憶》，《吳征鎰文集》是吳老學術論文匯編，《百兼 雜感隨憶》是非學術性的文集，兩部文集于九十華誕時順利出版，吳老自己說：“這是我自己給大家的一個階段性交待吧”。通過這兩部文集，可以了解吳老一生學術成就和思想情操的大概情況。
按吳老自己的的設想，他要過像程顥《偶成》詩“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币粯拥娜兆?。傳來國家編纂《中華大典》的消息，而且《中華大典》主編任繼愈先生懇請吳老來擔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主編。吳老和任老是清華校友，1938年一同參加“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步行到昆明。家人擔心吳老九十高齡的身體無力擔當此任，呈請任老容準。任老回話說：“中國只有吳征鎰能擔此任”，又說：“讓我們兩個九十歲的老人一道來完成編典任務吧”。盛情難卻，吳老接下編纂《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任務。
按《中華大典》編委會的要求，我們要在1911年以前的中國古籍中輯錄出有關生物學知識記載的信息，特別要輯錄生物物種的形態特致、生長（生活）習性及地理分布信息，編纂現代新型類書。此乃承傳古今、橫貫中外繼承中華科學文化知識的歷史大任。
吳老告訴我們：要做好編典工作，一是要看得懂漢字繁體字，二要有生物分類學、生物系統學的基本知識。能讀懂古文，對年輕人而言，學的是簡化漢字，認不清繁體字，六十歲以上的人多數能識繁體字。所以參加編典的人員基本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分類學工作者。隊伍基本組織起來，吳老專門撰寫“學古文習古字與編典——略談小學、選學、樸學、漢學”的文章，又約請幾位做科學史研究、有生物學古籍知識的科研人員一道匯編《中華大典·生物學典·植物分典》暫定引用書目。吳老為我們引路、鋪路和搭橋。
吳老說：“讀書首先要識字”，中國漢字是當今世界上最古老，學來寫來最困難的一種，漢字從單音語產生單音字，沒有字母，只有筆畫。古代小學用“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造字。吳老告訴我，理論物理學家王竹溪院士編纂了一部《新部首大字典》，是文字學的必備工具書，吳老讓我學習使用這部書，它是一位真正學者的苦心孤詣。編典中這部書放在我的案頭，常翻常查常閱，特別是帶木字旁、草字頭、竹字頭的字與植物大有關聯，從認字開始，深入了解字意和內涵。讓我增知良多。
吳老說：“凡讀古書，需要先知歷史”，有了“史識”，才能知道歷史發展規律，才能從沙里淘出金來。還告訴我他學歷史的訣竅：“學歷史要倒過來讀，要抓兩頭帶中間”，先從清朝讀起，從康梁變法、辛亥革命讀起，弄明白從封建社會怎樣蛻變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吳老要我讀一讀范文瀾的《中國通史》，補知中國歷史概括。讀古籍，要有的放矢，選擇經籍志、藝文志和食貨志，帝王世紀“世家”等不必讀，重點要尋根本門科學的實物。有了吳老的這些教導，我補上了許多編典需要的基本國學知識。
吳老要我多注意清代陳夢雷（字直齋）主編的《古今圖書集成》中的《草木典》，吳老自己帶頭通讀《草木典》，在放大成三號字的文獻上疏分各部的植物特征，寫出屬種學名。從2008年中起，疏理了《草木典》的大部文獻，并做了編典示范，教給我依據古籍文獻信息考據植物物種的方法。我按吳老的思路，試考據一些物種，例如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中“白藥”的植物，吳其濬只提供了兩條信息，一是產于大理，二是可做醫馬的藥，沒有植物圖，我調查產大理的中草藥情況并查閱了我們研究所在大理一帶調查中草藥的資料，發現既做醫治馬病而又名稱“白藥”的植物，民間稱青陽參（蘿摩科植物），而且這一用法在民間歷史很久，周邊的一些縣也有此習慣，吳老聽了我的調查分析，認為是有根據。并且說：要善于從古籍中的蛛絲馬跡里發現線索。我和同事們一起考據了《植物名實圖考》中的云南植物，取得階段性成果。
吳老對我說，要讀一讀《古文觀止》，例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王勃的“滕王閣序”、杜牧的“阿房宮賦”、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李華的“吊古戰場文”等，我都一一細讀過，多少補上一些國學知識欠缺。
吳老告訴我，清嘉慶朝程瑤田的《九谷考》認真從農民和實物那里學到了真知，清朝封疆大吏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是當時中國本草學的集大成者，類似的這些古籍，要多花點時間來讀。在吳老指導下，我初讀了一些植物古籍，為編典添了一些基礎知識，起到“磨刀不誤砍柴工”的作用。
吳老自己博學淵識，國學功底深厚，輔導編典，引上路軌，還扶送一程，又一次實踐了他愿以自己肩膀給后人做人梯的承諾，在深受益教之中，我輩也深感自愧不如。
現在雖然《植物分典》尚未完工，但在吳老的諄諄教導中，讓我走上了編典之路，我和其他參加編典的同事，銘記吳老教誨，編典信心更加堅定了。
吳老安詳離開了我們，失去恩師，心中悲痛無比；失去恩師，少了編典的堅強靠山。我任《生物學典》副主編兼《植物分典》常務副主編，作為吳老的助手，唯有化悲痛為動力，在日后的編典路上，哪怕有萬重荊棘，一定要披荊斬棘，圓滿完成編典任務，以告慰吳老在天之靈。
